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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宰相制度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2) 宋朝宰相制度 宋代官制
宋朝宰相制度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3)
第三节 宰相对台谏的控制
台谏如果一直能够很好地发挥监察作用，当然就不可能出现权相独掌中枢大柄的局面。宋代宰相在受到台谏监督的时候，自然地具有反制衡的离心力。无论在那一段时期，宰相与台谏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北宋哲宗以前，皇帝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且调节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皇帝的监控之下，或宰相退让，或台谏顾全大局，或皇帝有意识地偏袒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一方，将另一方调离中央，矛盾得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当继位的皇帝越来越不具备治国才能，权力越来越多地落入宰相之手以后，台谏与宰相的关系也随之起变化。权相当然不允许台谏作梗，与权相意见相左的台谏官也难以在中央政府中立足。台谏一步步落入宰相的控制之中，逐渐演变为权相的附庸，甚至堕落为宰相的打手。于是，台谏的监察权成为一句空话，台谏对相权也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反而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助相权恶性膨胀的急先锋。
1、台谏所处的不利位置。
台谏官负有监察之职责，北宋前期李宗谔曾说：“台宪之职，所宜纠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纠弹；下民有无告之人，得以申理。”（《长编》卷60）其使命就是弥补缺失、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肃正朝廷纲纪法规，监察的对象包括皇帝和宰相。有大事则在朝廷辩论抗争，小事则上章弹劾。所以，从履行职责的角度，台谏在许多时候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与皇帝和宰相对立面的不利位置之上。在皇帝的作为不合规矩时，常常发生宰辅秉承皇帝旨意而台谏极力诤谏反对的局面。这类事情大都发生在北宋中期以前、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台谏能够独立行事的时候，后期台谏为宰相所用，上述矛盾随之消失，二者沆瀣一气。
北宋曾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台谏与皇帝、宰辅的对立事件。第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仁宗与宰相吕夷简等商议废黜皇后郭氏，右司谏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后又“悉诣中书”，“众哗然，争致其说”。其结果是皇帝哄骗他们到中书，中书哄骗他们明日再议。台谏官散去后，宰相吕夷简“既为熟状，贬黜道辅等”，“道辅等始还家，敕寻至，遣人押出城”。（详见《长编》卷113，《涑水记闻》卷5）第二次是治平三年（1066），英宗与昭文相韩琦、集贤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槩商议欲追崇生父濮安懿王，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等合奏，坚决反对，与中书相互奏章辩争。最后也是中书意见得以贯彻实施，台谏纷纷被解官（详见《长编》卷207）。
在类似的斗争中，皇帝当然站在中书一边。元祐六年（1091）十月，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对太皇太后高氏指责台谏气焰说：“陛下亦觉近日台谏官太甚否？今日两个上，明日两个上。”太皇太后便笑着回答说：“今日又两个未上也。”（《长编》卷467）语气之间，完全赞同王岩叟的说法。皇帝与宰辅一样，对台谏的制衡天然地具有反作用的离心力。中书权势本来就远远在台谏之上，台谏完全是依赖皇帝的支持才得以行使监察权。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台谏就无法与中书抗衡，自然而然地沦为附庸，被宰相所操纵控制。台谏所处的不利位置，加速了这种演变的过程。南宋以后，台谏上章论宰相，意见很少被采纳，“自是，台谏多引退者”（《朝野杂记》甲集卷5），或者干脆堕落为宰相的鹰犬。
台谏所处的不利位置，是台谏易受宰相操纵的表层原因。
2、执政插手台谏官的荐举。
上文曾详细地讨论了宋代不允许执政插手台谏官荐举的“祖宗旧制”，但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宋代宰相处于权力的中心，最得皇帝信赖，皇帝往往是将自己最亲信的大臣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在不自觉或自觉之中，他们难免要过问台谏官的任免工作，有时是皇帝的特意垂询，有时则是宰相的故意揽权。《容斋三笔》卷14叙述宰辅不许荐举台谏、回避等制度后，说：“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嘉祐四年（1059）五月，仁宗为了表示对执政的信任，从包拯所请，“旧制，两制臣僚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其悉除之。”（《长编》卷189）从变更制度的角度入手，为宰辅插手台谏的荐举打开方便之门。熙宁四年（1071）四月，“御史台阙中丞”，神宗欲用韩维，宰相王安石则坚持用杨绘，说：“维必同俗，非上所建立，更令异论益炽，不如用绘。”（《长编》卷222）即韩维是变法的反对派，神宗最终听取了王安石的意见。杨绘任职以后，也成为新法的反对者，于是，“王安石为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长编》卷224），同年七月，杨绘即被罢去。御史中丞居然进退皆由宰相。元丰末年，章惇也说：“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长编》卷360）也就是说，从推荐候选人到进拟名单，宰相都可以过问。《长编》卷62载：寇准“在中书，喜用寒畯，每御史阙，则取敢言之士。”寇准所为当然是没有私心，但说明宋代宰相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台谏官的用人权。元祐宰相司马光、吕公著和隆兴宰相张浚都分别奉诏荐举过台谏官。另一方面，宋代皇帝一再下诏不许宰辅荐举台谏，臣僚奏章也屡屡言及此事，正说明了这种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当然，在许多时间里，宰辅荐举、 拟进台谏官名单，还是要受到舆论的批评，尤其是在北宋时期。但是，制度上的疏漏已经为宰相对台谏的控制做好了伏笔，一旦相权膨胀，就可以利用制度的空隙以达到把持台谏的目的。
3、台谏为宰相所用。
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朝廷的舆论，并可以用来作为打击政敌的最佳武器。权相把持中央大权，台谏是他们首先需要越过的一道屏障。他们或者是先引其党为台谏，将政敌一一排挤出中央政府；或者是事后更换台谏班子，使之成为手中操纵自如、随心所欲的一根棍子，用来打击政敌。北宋中期，“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宋史》卷311《庞籍传》）。这种现象，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就比较多地发生了。
王安石熙宁年间主持的变法，是北宋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不容含糊其间。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陆续罢免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和冯京、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右正言李常、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和王子韶、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知谏院胡宗愈等等。《宋大事记讲义》卷16列有王安石“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诸条，《宋史·王安石传》也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和薛昌朝为权监察御史里行、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邓绾为同知谏院、蔡确为知杂御史等等。先前，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与吕公著交好，“乃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邵氏闻见录》卷9），后与吕公著政见相左，方改荐他人。王安石与神宗共同认识到，大臣对变法议论纷纷的主要原因是“朕置台谏非其人”（《长编》卷210），所以，对大臣所言“数逐台谏非是”（《长编》卷212）的意见置若罔闻，大批更换政见不同的台谏官。于是，熙宁年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皆见《长编》卷252）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亶等。其后，满中行为御史，“不达人主之聪明，而为宰相之鹰犬”（《长编》卷376），台谏风气，渐渐败坏。南宋章如愚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山堂考索续集》卷36《官制门·台谏》）。
王安石大批更换台谏，虽然已经不合祖训，但是，还不是纯粹从个人喜恶出发，而是以变法大局为重，出发点是为公。“元祐更化”，重新执政的旧党则不分青红皂白、从小团体的私利出发，全部更换台谏班子。他们坐稳位子后，又分裂成朔党、洛党、蜀党，利用台谏攻击对方，以至奔竞钻营的小人纷纷被引荐到台谏的位置上①。如当时的宰相刘挚“引赵君锡为中丞”，赵君锡又“荐叶伸为台官，以合挚意。阴与贾易相结，挚所不悦，则奋力排击”（《长编》卷467）。绍圣初，言官攻击元祐年间“力援党与，以为台谏”（《宋宰辅编年录》卷10），确为事实。此后，一朝天子一朝宰相、一朝宰相一朝台谏的现象，就屡屡出现。
至南宋愈演愈烈。秦桧擅权，就依赖台谏起家。监察御史萧振，因与宰相赵鼎不合外放。秦桧为相，即招为己用。《宋宰辅编年录》卷15引方畴《稽山语录》曰：
时，召萧振入台，振秦桧死党也。首攻刘大中，大中即去，赵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扫地尽矣。论者云：秦氏窃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发之，故目振曰“老萧”云。
而后，台谏纷纷换成秦桧私党，执政“少忤桧意，则台谏探桧意而弹击之。桧或喻意于台谏，使言其罪。既已罢去，则继有章疏夺其职。或犹未已，又有章疏，然后责偏州安置，或居住。”（《宋宰辅编年录》卷16）太学生刘黻等上言揭穿台谏伎俩说：“台谏为大臣友党，内简相传，风旨相喻，且甘为鹰犬而听其指嗾焉。宰相所不乐者，外若示以优容，而阴实颐指台谏以去之；台谏所弹击者，外若不相为谋，而阴实奉承宰相以行之。”（《宋史》卷405《刘黻传》）
秦桧死后，“枢密汤鹏举效桧所为，植其党周方崇、李庚，置籍台谏，锄异己者。”（《宋史》384卷《叶义问传》）以后的权臣擅权，都纷纷效其所为，韩侂胄擅权就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先利用右正言李沐、御史中丞谢深甫、殿中侍御史杨大法、监察御史刘德秀和刘三杰攻去宰相赵汝愚（详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4），掌权后则转而“扼塞言路”，“从官既不言事，而台谏亦多牵制顾望”（同前卷7）。《癸辛杂识》前集载云：“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荐，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明代王夫之总结出宋史的一条规律，曰：“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宋论》卷4《仁宗》）。
宰相对台谏的控制，方法多种多样，如引用亲故，荐举软懦，台谏虚位，阙员不补，罢黜异己，言官迁职等等②。中书这种对台谏的控制，北宋人就深有感触，欧阳修说：“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长编》卷193）。正直敢言的台谏总是少数的，多数封建专制社会里的官僚都精通看风使舵、八面玲珑之术，台谏官当然不会例外。宋祁曾总结台谏的这种毛病说：“有势者其奸如山，结舌不问；无援者索疵吹毛，飞文历诋。未及满岁，已干宰司，希兼职而求进秩矣。”（《长编》卷121）这种封建官吏的共同弊病，又是宰相操纵台谏的深层原因。
与宋代相权的膨胀同步，宋代台谏体系经历了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到渐渐堕落为宰相鹰犬的过程。吕中大致概括说：“治平以前为大臣者，皆以台谏之言而去；治平之后为台谏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宋大事记讲义》卷17）南宋以后，台谏在多数时间内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反而为权相所用。职官制度设置的以台谏监察与宰辅议政、施政、决策相制衡的目的，也完全变为一句空话。
本文所研究的仅仅是宋代宰辅的一级机构及其权力之行使。一级机构之下的二级机构的分门别类与权力分配、更变、演化将更加错综复杂，这将是我下一步继续努力的方向。即使是对一级核心机构及其权力行使过程与演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宋代职官制度重叠繁复，屡经更改，而且在操作过程中又掺杂了太多的非制度因素，所以，本文的研究也难免挂一漏万，或停留在表层次。这一切都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也期待着下阶段研究中自我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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