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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经济

宋朝的人口

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户,人口约3250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1,730万。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户数达20,882,258户,人口约1亿1275万;估计宣和二年(1120年)有户二千二百万。人口1亿1880万。靖康之祸后,中国再次出现了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人口峰值是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户口达到136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代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1274年),汴梁人口过180万(1125年),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 。

在人口分布上。宋徽宗崇宁年间,华北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六年有户23万,崇宁元年有户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川陕四路。这五路户口达到571万户,占南方户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户。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户101万。福建路有户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户。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1231年有5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 。

宋代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649,9145户 32,500,000人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 4,131,576户(主户),估计实际有5,242,105户。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6,839,331户(主户),实际8,677,677户。
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 10,296,565户 26,205,441口
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 10,792,705户。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 12,462,531户。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一千四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八十六 二千五十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宋英宗熙宁十年(1077年) 一千四百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七十 三千八十万七千二百十一口 1069年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 一千七百九十五万七千九十二 四千七万二千六百六口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 一千九百一十二万九百二十一 四千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一千九百九十六万八百一十二 四千四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口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 20,264,370户 45,324,154人丁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 20,882,258户 112,750,000人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 22,000,000户 118,800,000人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11,364,337户 24,202,301男口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11,139,850户 33,112,327男口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 12,976,123户 28,558,940男口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 12,302,873户 27,845,085男口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13,600,000户 约80,600,000人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 12,670,801户 28,320,085男口 一说此年有1550万户,8060万人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5,696,989户 13,026,532男口

注:本表数据源自《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宋代的口数是男丁数。

宋朝的经济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

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洋、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等地区总计58个国家通商。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朝的农业

在宋朝,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与商业化。北宋初期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为提高耕种效率,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宋廷掌握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达到耕地面积顶点七亿亩,各种新的农具在宋代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华北的麦地田每年可亩收二石到三石半,江淮、两浙、福建、川陕、荆湖等地区一年可达到三至七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两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宋朝的农业走向专业化、商业化的倾向。例如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宋朝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南宋中期,棉花盛行种植于川陕、江淮、两浙、荆湖、闽、广地区,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茶叶在北宋时遍及淮南、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这些地区每年上缴给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达一千四、五百万斤,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远销国外。当时以福建所产最为著名,其它名茶尚有两浙的日经茶,江西的双井白茶,广西容州的竹茶等。南宋时,南方的注茶地比北宋更多,吴兴的紫笋、常州的阳羡、绍兴的日注、隆兴的黄龙等,都被称为“绝品”。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 。

宋朝的手工业

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时代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盛唐年间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而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到南宋时,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南西路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则为丝织业,朝廷在丝织业密集的地区设立织锦院,即是官办的丝织作坊,也同时造福了相关的印染业。1295年前后,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并改进了纺织工具与技术,在推广棉纺织方面的历史功绩是很突出的。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窑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中西亚等地 。

北宋时,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蜀地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及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制品。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之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口碑最佳,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的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顶尖。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

宋朝的运输业

宋朝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转移,东南地区河道发达,水网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网络。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桥梁,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南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也格外兴旺。

宋代造船技术水平处于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行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在船出海航行过程之中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有多大危险。宋代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间(995年—997年),全国年船量均超过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初年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舰船 。

宋朝的金融商业

宋代是工业革命之前,站在世界发展巅峰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有学者认为宋代乃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旷古空前的伟大年代。宋代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铁钱、白银与与黄金。黄金是用以保值、跨洲贸易的最佳首选,铜钱、白银是作为中远距离交易通货,铁钱则是作为零钱于在地市集、做小额交易使用。

宋代经济体规模远远超乎当时世界水平,从宋政府每年铸造的货币量来衡量,其中个别年分所生产的货币数,就超过有唐一代发行货币的总额。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每年铸币83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506万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货币发行规模仅此一例,且远远超过世界各国。尽管如此,宋货币的供给仍无法应付增长的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每年的朝议都将“钱荒”列为讨论议题。加上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铜钱、白银外流。另一方面宋代货币精良信用稳定,以及宋代为世界经济市场的核心,东南亚、日本、朝鲜、金、辽(东北亚)、阿拉伯、印度洋与吐蕃等区域经济体一致通行宋货币;甚至于南洋、日本、金国、辽国、朝鲜等国取代了本国货币,成为当地主要通行货币。作为一级世界货币,宋代的铜钱大量外流,帝国内部铜矿稀缺,造成硬通货短缺。

为应付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真宗时期,成都民间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信用本位的兑换纸钞,代替铜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按照纸币的经济学定义,只有国家发行的才算真正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这是世界范围内纸币发行的开端。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 ;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工商税收入构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主体。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鸠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白米涨到每斗米三贯四百文钱,是孝宗年间(1162年—1189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但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

宋朝的国际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代时全国仅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在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代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里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

与宋王朝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南宋时代,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辽国、金国、西夏、越南、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

宋朝的税收制度

首先,兵役基本消失。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破坏,府兵制解体,兵农分离的募兵制逐渐取代兵农合一的调兵制。南宋人王栐说:北宋“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募兵制已占居主导地位。兵源既不像唐代前期那样调集世袭军户,也不像南唐那样差调全国农民,而主要是来自招募和雇佣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饥民。府兵制虽有残留,诸如存在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弓箭手之类的乡兵,但也不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北宋的基本状况是:职业士兵“以起军旅”,普通农民“无预征役”。政府一般不再“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转而“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北宋人韩琦在比较汉唐调兵和北宋养兵的优劣时说:“

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进而得出了养兵"自有利民处不少”的结论。苏辙也曾将北宋兵制同前代兵制作对照,称:“古者兵出于民","民之于兵,可谓劳矣”;“近世兵民既分”,“民可谓逸,而兵可谓习矣。”从当时人这些前后对比和劳逸、利害之论,都是北宋农民大体摆脱兵役负担的确证。其次,厢军分担夫役。北宋农民的主要徭役负担是包括春夫和急夫在内的夫役。第三,夫役雇法推行。人们通常所称王安石的免役法或雇役法,指的是差役即职役雇法。

其征敛赋税的手段,诚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宋人的类似说法颇多,诸如:“正税之外,杂赋至繁,诡制异科,丑名暴敛”;“其色不一,其名不同。”以致世人“不能尽举”;“当官者不能悉其详”。蔡戡又言:“其赋敛繁重,可谓数倍于古矣。”各人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肯定赋税的名目繁多。赋税倍增的结果是:“民间苦赋重。”

政府又通过将税收大量投入到军队里,利用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的政策[注 32]辅以一系列常设的社会救济政策(特别是对老人和儿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所以两宋时期没有爆发过如黄巢起义,元末民变那样的大规模民变。

宋代的农才赋役制度,名称和中唐之后的两税法一样,但内容不同,宋两税是单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土地税,标准是按各户所占有田地的数量和质量收取。而唐两税却是要综合每户的人丁和资产包括土地、桑、居宅、牲畜和钱财等定户等再以户等计算本户之两税。可知唐两税的范围远较宋两税为广,唐两税包括田亩税、户税、力役,而宋两税只是纯田亩税而不包括户税、力役。在宋,户税、力役是另算的,按各户人丁收的税称丁税,也就是户税,按户等财产分级别收的税称役钱,也就是力役的内容。也就是说,宋的两税加丁税再加役钱才约等于唐的两税。

宋商税主要有住税和过税。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3%,过税即商品流通税,税率2%。宋公布了商税则例,把应纳税的商品名目颁布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使商人了然。税务按照则例收税,商旅按照则例纳税,非则例所载(即假如税务私增收税条目),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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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事 吴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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